银保监会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85%，较上季末增加0.14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84%，较上季末增加0.44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54%，较上季末增加0.42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57.02%，较上季末上升1.25个百分点。
兴业研究策略分析师郭益忻认为，目前商业银行收入承压，资本的内生积累相对有限。无论是消化未来可能暴露的资产质量问题，还是应对表内外业务的转型需要，商业银行都需要资本予以支持，因此持续的资本补充必不可少，尤其是中小银行。
落实对外开放举措
“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加深，也为中资银行学习国际先进业务经验和管理体系，构建更合理的风控及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
2020年，对外开放再启新征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并提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具体实施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例如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业12条开放新举措，证监会发布资本市场‘深改12条’，外汇局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外资机构准入门槛逐步降低，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得到国际认可。”温彬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
中银研究院宏观组周景彤团队也指出，2019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由2018年的48条限制措施缩减到40条，积极提高外商投资在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占比，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规模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从政策取向上来看，未来我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对于2020年银行业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着力点，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认为，主要着力于三方面：一是发挥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合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合一、与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政策优势，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跨境结算、汇兑、融资和投资等综合金融服务；二是依托自贸区分行特色化经营优势，有机整合自贸区业务、分账核算单元业务和离岸业务，扩大自贸区业务的辐射效应；三是利用外币离岸账户税收优势及自由贸易账户的币种优势，加强整合和联动，打造服务非居民客户的综合金融产品体系。
那么，金融业大门敞开，对我国银行业影响几何？
“外资机构的进入，总体而言对我国金融业冲击有限，机遇更大于挑战。”温彬指出，一方面，外资机构在我国的规模较小，中资机构经营基础较为扎实，四大银行位列《银行家》“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前四名，金融各行业竞争力都在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我国金融监管有力得当，不仅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保障了稳定，而且还成功化解了部分中小银行的信用风险，这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因此，面对外资更大规模进入，我国完全有能力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李明补充称，随着金融开放的不断加深，也为中资银行学习国际先进业务经验和管理体系，构建更合理的风控及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并拓宽中小型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为后期发展注入活力。
金融科技助转型
“金融科技给银行业的转型变革注入了新动能，在资产负债、中收、运营管理、风险控制、客户体验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应用。”
金融科技正深度重塑银行业态。2018年以来，各家银行积极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目前已成立的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数量已达10家，其中3家为大型商业银行，6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1家为城商行。
银行业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也与日俱增。例如，2019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指出，为保持金融科技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每年投入金融科技的整体预算额度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本行经审计的营业收入(集团口径)的百分之三点五”。
2019年上半年，平安银行IT资本性支出及费用合计同比增长36.9%，线下持续复制推广“轻型化、社区化、智能化、多元化”的零售新门店，全国已开业211家新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