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实施盟邦统治的方式截然不同。雅典的伟大公民伯里克利把整个同盟的全部战备财富从提洛岛搬进雅典，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帕特农神庙，并以预防波斯人为名，要求所有盟邦支付岁入、租借战船，维持着良好的帝国收益。斯巴达人则受训于《德拉古》法的古老教养，老老实实训练勇士，勤勤恳恳镇压黑牢士和周边城邦的反叛，但从不向同盟征收岁入。对于霸权收益的认知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所不同。
作为一向自诩最具雅典意象的当代霸权，美国宛如伯里克利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角落里将财富捧回山颠之城。《租借法案》、马歇尔计划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接过了大英帝国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然而冷战在政治、安全、军事领域的结构性对抗有如此经久，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绝无可能盘算霸权收益，心甘情愿承担民主世界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但求将这场对抗在越南、东德和太空等任何必须的地方不计成本地耗泄下去。
这种理念甚至逾越了冷战。在克林顿的全球干涉战略、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和奥巴马的清除僭主行动中，霸权常常被等同于一种结构性的支配力量、单边行动的自由和对于成本损耗的不甚在乎。霸权是一种结果和目的，成为霸权本身就是帝国的最终意义，这项判断从未受到质疑。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认知方式正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受到修正。近期有关威胁退出NAFTA、要求韩国支付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的诸多言论出现后，人们深刻地发现这名总统在有关钱的问题上的斤斤计较是真诚而严肃的。稍早些时候，他在默克尔远道而来的致敬中猛烈抨击德国在北约会费和欧元汇率等事务中的不作为，在澳大利亚总理提出转移部分难民的请求时愤而挂掉电话，默克尔悬在空中的右手和特恩布尔事后的自我圆场让人印象深刻。特朗普是如此偏执地要求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完全无视这项关系所涉及的国家与自己在政治、安全和历史上的复杂联系。
在特朗普的国际战略里，霸权之所以是个好东西，乃是在于它能够通过要求、强迫、威胁、恐吓带来巨大的收益回报，霸权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为了促进霸权收益，特朗普反复指责中国和墨西哥不平等的双边贸易，视NAFTA和TPP协议为克林顿家族和奥巴马的原罪，不断威胁退出WTO、巴黎气候贸易协定，敦促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对得起美国的会费支出，北约必须增强欧洲国家自身的会费比例。在任何情形下，霸权的责任支出都必须被仔细计算，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和权力义务之间的均衡都必须给予重新评估，甚至某种意义上，霸权本身已经变得不甚重要，霸权的收益是评判政策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尺。
这种重视霸权收益的习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回潮。彼时人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是，在特朗普看来，权势存在与权势的经济效益具有严格的概念区分。特朗普本质上并不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甚至国防军费的大幅支出、对待北约的政策转向和叙利亚、朝鲜问题中的单边行为都反映出特朗普对于霸权的偏爱较新保守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仅仅经济领域上的，不包含政治、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等任何其它因素，其目的仅仅是要重塑美国在各项经贸制度安排中的位置，建立与自身角色相称的权利义务，确保美国在赚别国的钱，而非别国在赚美国的钱。在本质上，是一种重估而非拒绝，一种平衡而非撤离。
这种严格的概念区分主要受因于特朗普人格特质中的两种不同因素：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名笃信权势和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在纽约的商业丛林下多年打拼的历经，使得其对于权势的认知带有浓重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在《破碎的美国》一书中，特朗普回忆在帮父亲做监工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一起巡查家族为中低收入者建设的房地产项目，他发现父亲每次敲完门后都会悄悄站在门楣以外的部分，父亲告诉他这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开枪。这段经历对于特朗普的成长十分重要，他深切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是极端危险而不可信任的，你必须变得强大，并随时准备战斗”。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特朗普曾经坦诚地谈及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人生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组成的，结果只有胜利和失败两种。纽约是一个真正的丛林，在这里，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嚼碎、吐出来；但是，如果你愿意在这里拼命工作，也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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