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去年《大西洋月刊》最为出色的评论之一《特朗普的精神世界》所深刻揭示的，“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一直在努力树立一种强烈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很多坏的、有危险的事情，自己将是那个拯救者，不仅将持续地赢下去，而且会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起来。”所以当北卡罗来纳州一名12岁的女孩问他：“我感到很害怕，你能为保卫这个国家做些什么？”特朗普拍着胸脯保证：“你再也不会感到害怕，那些坏人才会感到害怕”。当阿萨德、金正恩完全无视特朗普的合法性，肆意挑衅美国霸权的时候，这名达尔文般的现实主义者断然不会屈从于孤立主义，反而会针尖对麦芒般地扑上去，用自己的实力证明，“I"m gonna win, and you are fired！”在霸权逻辑的运用上，特朗普与他的任何前任没有什么不同，直接、正面、赤裸裸，正如他近日对朝鲜反复提出的警告那样，“后果将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
特朗普的不同在于，他总是能够清晰地区分霸权和霸权收益。在将韩日部署为朝鲜问题前线的同时，他还能够一面多次拒绝安倍晋三关于美国重新引领的TPP提议，一面张口向韩国索要萨德导弹部署的费用。其商人本色在这样的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市场、利润、回报等概念有着几乎本能般的算计。他下意识地重视每一份既有的经贸合同，重新调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合理的义务负债，逼迫那些已经产生依赖的“顺风车”国家交出“保护费”。他将整个国家看作一个公司，每一个部件和环节必须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运作，他几乎会像关注股票一样天天留心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回报率，并期待每一项资产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最佳的收益，时时刻刻惦记着将霸权的经济效应彻底变现。
日前接受美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特朗普的讲话体现出了他似乎还是更认同自己的董事长角色，而绝非一个总统——“政府是一个大大的公司，比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还要大上上千倍；国防部是第二大公司；社会安全是第三大公司；第四大公司，你知道，这么数下来每一个机构都比世界上所有的公司要大，好多事情”。在特朗普的思想深处，“美国再次伟大”的最重要标准很有可能落在了经济上，这将必然包括美国正在赚全世界的钱，正在收回就业岗位、复兴本土产业，正在积累国家财富，甚至包括正在享有全世界最棒的基础设施风貌。
这种过于强调霸权收益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政策上的短视，对于经济利益过于偏重，缺乏一种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安全利益联合起来考量的能力。即便是对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惯于粗浅地将之等同于短期的现金收益，习惯于看重双方经贸关系的即时性盈亏，而非长远的战略性考量。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将给中国在特朗普时代理解霸权逻辑、更好地把握双边经贸关系带来启示。
长期以来，特朗普始终认为中国对美贸易给美国国内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不公平。由于朝鲜问题的存在，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和汇率问题正在待价而沽。这段时间内，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斗、北约会费平衡、萨德导弹部署费用等问题都有可能优先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内部角力也尚未完成，新成立的贸易与制造政策办公室、国家创新办公室与原有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很多关系尚未理顺，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
目前来看，特朗普在金钱问题上的偏执是普适性的，对待盟友国家与非盟友国家没有区别。必须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中国问题的认知是比较单一、直接的，基本上是“在商言商”，在道德上没有对中国的原罪式认知，价值上没有意识形态的概念分野，战略上不存在对中国崛起进行全盘围追堵截的深刻意愿，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国自新保守主义以来全景式防范并遏制中国的线形战略。
上世纪70年代，金德尔伯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萧条”的考察，发现霸权国家会主动提供公共物品、承担国际义务，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很长时间以来，霸权稳定论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期很多对外政策的最佳理论注释，捍卫了多次不计成本的单边主义行为。然而这项理论的重要基础在于，霸权国本身必须天性拥有一定的利他主义情结，而这一点在特朗普的商人视域内很难找到理念根源，正如同纯粹的孤立主义也完全不符合特朗普的人格特质。
